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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二十年里，我没请过一次长假，没跟领导红过一次脸，没拿过一分钱不应拿的钱。

  纸箱是十年前从老家带回来的那个苹果箱，一向放在工作桌底下，里边塞着几本旧笔记本和两个搪瓷杯。

  老总孙茂才满脸是笑地走进来，拍着我的膀子说：“老林，正要找你呢。明日出差，你跟我一同去，见一下南边那个大客户。”

  北方动力的厂房在城北开发区的最里头，三排蓝色彩钢瓦的车间，一栋四层的工作楼，工作楼的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，风吹雨打了十几年，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，像得了皮肤病的患者。厂门口竖着一根旗杆，旗杆上的国旗褪成了浅粉色，边角撕开了一道口儿，风一吹就啪嗒啪嗒响。

  二〇〇三年秋天，我二十六岁，从一家关闭的农机厂应聘到北方动力，当车间技能员。那时分北方动力还叫“北城机电修造厂”，租了城南一个抛弃的库房当车间，老板孙茂才开着辆破面包车，天天亲身送货。我榜首天上班，他给我递了一根烟，说：“永年，咱们小厂，冤枉你了。好好干，今后厂子起来了，亏负不了你。”

  活的缺点从那时分就落下了——较真。一个零件公役差了两个丝，他人说没事，安装的时分垫一垫就曩昔了。我不干，退回去从头加工，加工不可就自己上手修。车间主任骂我磨洋工，我说磨出来的洋工期不返工，总比你返工三遍强。

  孙茂才知道这事之后，没夸我，也没骂我，在车间转了一圈，去小卖部给我买了一瓶汽水，放在我的作业台上，走了。

  我没喝，看着那层水珠一点点往下流，在瓶身上画出一道道水痕，像眼泪，但不是眼泪。从那今后，我在北方动力扎下了根，一扎便是二十年。

  厂子渐渐变大了。从库房搬到了城东的一个小宅院，从小宅院搬到了城北的规范厂房，从三五十个人发展到三百多人。产品从农机配件做到了工程机械的核心部件，客户从本地的小作坊变成了全国的大主机厂。孙茂才的破面包车换成了帕萨特，帕萨特又换成了奥迪，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，头发一天天少下去。

  我从技能员升到了技能科长，又从技能科长升到了总工程师。二十年里，经我手开发的图纸有一千多张，掌管的技能改造项目将近三十个。公司拿到的榜首个发明专利，发明人那一栏写的是我的姓名。

  我从来没跟孙茂才谈过涨薪酬的事。每次调薪都是行政部告诉我，签个字，完事。我的薪酬从一个月八百块涨到了一个月一万二，在厂里不算最高，也不算低，够花就行。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，仅有的喜好便是周末去河滨垂钓，钓到的鱼拿回来分给街坊，自己留两条炖汤喝。

  五年前，公司搞股份制变革，孙茂才在职工大会上说，老职工是公司的财富，每人赠送原始股。我分到了百分之零点五的股份，不多，但一年分红也有个两三万。那次会后我请技能部的几个搭档吃饭，喝了几杯酒，有人跟我说：“林总，你这二十年值多少钱？”我说值一碗面。他说一碗面可就亏了。我说不亏，我原本便是个修机器的，他给了我一个总工程师的帽子，赚了。

  工程机械行业全体下滑，主机厂的订单砍了一大半，车间里的机器从三班倒变成了两班倒，又从两班倒变成了一天一班，有时分一班都开不满。流水线上的人闲着，在车间里打牌、抽烟、聊闲天。孙茂才来过几回，站在车间门口看了看，没说话，回身走了。

  本年开春，公司开端裁人。榜首批是一线的临时工，走了七八十个，闹了一阵，赔了钱，散了。第二批是各科室的编外人员，走了三十多个，也没出什么大动态。财务部的老刘，管了十五年账，裁了。采购部的马大姐，干了十八年，裁了。走的那天马大姐在工作楼下面哭了一场，保安过来劝，她说我不尴尬你，便是心里过不去。

  每个人都在传，说下一批便是老职工了。我耳朵里听着，心里不妥回事。我想的是，他人能裁，我怎会是？技能部这些人，图纸上的尺度标错了都来找我改，出产线出了问题都来找我调，客户来审厂都点名要我招待。我把这些事干了二十年，换了他人，方向盘都摸不顺。

  八月中旬，公司的资金链出了问题。银行的一笔借款到期，续贷批不下来，供货商开端催款，薪酬拖了半个月才发。孙茂才把管理人员叫到一同开了个会，说公司到了最困难的时分，期望咱们我们跟公司共克时艰。他说这话的时分眼睛看着桌面，没看任何人。

  那天会后，技能部的小赵问我：“林总，你会不会被裁？”我说不会。他说你这么必定？我说我姓林，这厂里有哪台机器我没修过？他没有再问。

  现在回过头去想，我那时分的自傲，跟孙茂才脸上的笑脸相同，都是冻住了的水龙头。

  小王三十出面，戴眼镜，说话文雅，平常见了我叫“林总”，今日见了我也叫“林总”，但叫完就不敢看我了。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牛皮纸上印着公司的Logo，他没有递给我，放在了门卫的窗台上，说了一句“林总，这个是您的”，然后箭步走了。

  我在门卫室周围拆开了信封，抽出里边的一张A4纸，纸上的字是打印的，规范的宋体，行间距很宽，落款盖着公司公章和孙茂才的签名章。

  内容不杂乱。根据公司运营情况和岗位优化需求，经研究决议，自即日起免除与您的劳作联系，感谢您多年来为公司做出的贡献。补偿金依照《劳作合同法》核算，为二十一个月的薪酬，请于三日内处理离任手续。

  我把信折好装回信封，站在门卫室周围，点了一根烟。门卫老周在里边看了我一眼，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他知道那封信是什么，全厂没有一个人不知道。音讯传得比伤风还快，早上还热心打招呼的搭档，到了下午碰头就绕道走。

  烟抽完了，我把烟头掐灭在门卫室门口的烟灰缸里，那个烟灰缸是我三年前从外地带回来的，一个黑陶的罐子，上面刻着一匹马。其时我说放门卫室我们一同用，老周乐滋滋地收下了。

  技能部在二楼，走廊左面榜首间。我的工作室在最里头，门上挂着一个铜牌，写着“总工程师”。那牌子是十年前挂上去的，铜的外表氧化了，色彩发暗，但字还清楚。

  我开门进去，工作室里一切照旧。桌上的茶杯还冒着热气，是下午刚泡的茉莉花茶，喝了一半。电脑屏幕还亮着，上面是一个齿轮箱的三维模型，我画了三天还没画完。窗台上摆着一盆君子兰，是上一年技能交锋的时分公司发的，我一向没怎样管它，它倒活得挺好，开了两朵橘红色的花，花瓣厚厚的，像蜡做的。

  能带走的东西不多，几本旧笔记本，两个搪瓷杯，一个印着“先进作业者”，一个印着“二十年贡献奖”。还有一个相框，里边是一张全厂职工的大合影，二〇一八年拍的，那时分公司正好建立十五周年，三百多人站在车间门口，孙茂才站在正中间，我站在他左面，两个人都穿戴灰色的工装，都咧着嘴笑。

  我把那本笔记本翻开看了看，上面记取各种技能参数、客户真实的需求、修正记载。笔迹从二十六岁写到了四十六岁，从整齐写到了马虎，从黑色墨水写到了蓝色墨水。有些页被机油洇过了，笔迹含糊，但还能认出大约。

  我把东西相同相同放进工作桌底下那个苹果箱里。那个纸箱用了十年，边角磨圆了，箱体上贴着好几层胶带，胶带发黄发硬，一碰就裂口儿。箱子是在老家装苹果用的，我刚升技能科长那年回老家，我妈给我装了一箱富士苹果，我把苹果吃了，箱子留下来装杂物，一用便是十年。

  窗外是厂区的宅院，停着几辆卡车和一辆白色的面包车。院墙外面是一排杨树，杨树的叶子渐渐的开端掉了，风一吹就哗啦哗啦往下落，在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。远处的车间里传来机器的轰鸣声，时断时续的，像一个人喘不上气来。

  我探头看，是出产部的老赵，站在楼下仰着头朝我这儿看。他手里夹着一根烟，另一只手冲我比了个大拇指，又倒过来比了个小指，然后回身走了。

  二十年的活儿干完了，一封信就能让这一切清零。什么总工程师，什么“公司离不开你”，都是随俗应酬的话。这出戏谢了幕，我连个副角都算不上，不过是舞台角落里被踢出去的一件道具。

  我苦笑了一下，端起那个印着“二十年贡献奖”的搪瓷杯，把剩余的半杯凉茶喝了，茶渣子苦得涩舌头。

  我抱着纸箱出了工作室。走廊里没有人，灯也没开，下午的阳光从走廊止境的窗户照进来，在地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光斑。我走过每个部分门口的时分，都放慢了脚步，等了一瞬间。

  裁人的刀悬在每个人头上，谁知道今日跟我多说一句话，明日会不会也收到一个牛皮纸信封。

  那个人侧身走进来，满脸堆笑，拍着我的膀子说：“老林，正要找你呢。明日出差，你跟我一同去，见一下南边那个大客户。金菱重工那个项目，他们首席技能官点名要你曩昔谈谈。”

  他穿戴一件深蓝色的夹克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带着他标志性的笑脸——嘴角往两头扯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腮帮子鼓起来，像一只刚吃饱了的猫。这笑脸我在他脸上看了二十年，曾经觉得温暖，今日觉得冷。

  他说这话的时分，口气天然得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不是装的，是真的不知道。那封裁人信上盖着他的签名章，但他或许连看都没看过，或许是行政副总签的字，或许是人事总监做的决议。他是老总，管全局的，下面的人事调整他不需求关怀每一个。

  他说：“怎样还抱着纸箱？拾掇东西搬迁啊？”他说这话的时分还在笑，认为我在恶作剧。

  我看着他，把纸箱放在电梯地板上，从裤兜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，递到他面前。

  他接曩昔，抽出来看了一眼，笑脸没变，但眼睛不眯了，睁大了。他把那张纸翻过来看反面，又翻回去看正面，然后昂首看着我。

  我折腰抱起纸箱，跨出电梯门。走出去两步，回过头看着还站在电梯里的孙茂才，说了一句：“孙总，我现已卷铺盖走人了。”

  电梯门渐渐合上了，他的脸从完好的变成了一条缝，最终消失在那两扇不锈钢门板后边。门合拢的瞬间，我听到电梯里传来一声很闷的动静，像是啥东西被摔在了地上，又像是啥东西折断了。

  我抱着纸箱走出工作楼，穿过厂区的宅院，通过门卫室的时分，老周站起来，帮我推开了大铁门。铁门很沉，生锈了，推起来吱吱呀呀的，像哭。

  出了大门，我站在马路边上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厂区的招牌竖在门头上，“北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”几个不锈钢大字在落日里反着光，最终一个“司”字的钩掉了，歪在那里，一向没人修。

  电话那头缄默沉静了两秒，然后我媳妇说：“裁了就裁了，回来吃饭，我给你炖了排骨。”

  挂了电话，我抱着纸箱沿着马路往公交站走。走了大约一百米，死后传来短促的脚步声，有人在跑，皮鞋踩着水泥地，啪嗒啪嗒的。我没有回头，脚步持续往前。那人超到我前面，喘着气挡在我面前。

  他跑得满头是汗，头发散了，夹克拉链只拉了一半，里边的衬衫领口敞着两颗纽扣，显露脖子上挂着的一根红绳，红绳上拴着一个玉佛，玉佛在胸口晃来晃去。

  “是什么？”我替他把话说下去，“是你们管理层团体决议的？仍是你签了字可是忘了？依旧是觉得我老林在厂里待了二十年，裁掉我不需求跟你打个招呼？”

  我说：“孙总，别解说了。裁就裁了，二十一个月的补偿金，一分不少给我就行。我这二十年没跟公司红过脸，最终这一回也不想。”

  我停下来了。不是由于他的话，是由于他的声响。那个声响里有一种我从没听过的东西，不是愤恨，不是内疚，是一种快要哭出来的破音。一个五十多岁的大老板，站在马路边上，声响破了，像被人踩了一脚的纸盒子。

  不是牛皮纸的，是那种装相片的白色小信封，边角磨得起了毛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“老林”两个字，笔迹现已褪色了，但还能看出来。

  相片很小，三寸见方，五颜六色现已褪得差不多了，画面发黄发棕，像旧报纸。相片上是一群人站在一个很破的库房门口，库房的铁皮门上刷着白色油漆，油漆没刷匀，一道厚一道薄的。人群最前面站着两个人，一个是年青时分的孙茂才，头发茂盛，穿戴一件灰色夹克，夹克拉链没拉，里边是一件白衬衫，衬衫领子皱皱巴巴的。另一个是我，二十六岁的我，穿戴一件深蓝色的工装，工装上满是油渍，头发比现在多，黑得像墨汁。

  我手里拿着一个搪瓷杯，杯子上印着红字，但那几个字被我的手挡住了，看不清写的是什么。